正如当时一位明朝官员所说，张献忠“受抚”后并没有“解散部下，放下武器，安心从事农耕”。

在经济方面，张献忠在谷城推行屯田政策，“征用民间有主的肥沃田地进行耕种”。

张献忠接受了明朝副将职位，副将即副总兵，在光化、谷城、襄阳、枣阳等地四处活动，强行索要秋粮。

“起初每石粮食索要六斗，后来就全部抢走了”。他还将谷城王家河改名为太平镇，在镇上设立关卡，对往来货物一律征收一半的税，充作养兵费用。

“又在湖广襄阳、枣阳等地与百姓公平买卖”，这不仅保护了民间贸易，还为起义军获取了必要的物资装备。

张献忠还招揽了一批知识分子作为参谋人员，帮助他策划军事行动。

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湖广应城县的秀才潘独鳌以及谷城的徐以显、王秉真。

这些人大多是在明王朝的统治下感到压抑，才加入起义军的。比如潘独鳌，就是因为与本县乡绅争夺田产，败诉后心怀愤懑，从而投身到张献忠的队伍中的。

不管他们加入义军的背景如何，当时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农民军的，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据说徐以显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等阵法。“张献忠对此非常高兴，经常采用他的计谋”。

这些事实都表明，张献忠在谷城的“受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明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又不断激化着矛盾。

总理熊文灿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通过招降“海盗”勒索到了大量财宝。张献忠受抚后，他故技重施，贪得无厌，“索要千两黄金、满斗珠宝，以及价值数万万的其他奇珍异宝”。

张献忠对部下笑着说：“这是把我当成郑芝龙了。”他已经明白，除非自己同流合污，否则根本无法满足熊文灿等人的无尽贪欲。

明政府官员不仅勒索财物，一些对起义军怀有疯狂仇恨的人，还多次秘密策划并向朝廷建议，趁着张献忠的部队驻扎在谷城的机会，调集重兵将其一举歼灭。

明谷城知县阮之钿甚至打算用下毒的方法谋害张献忠。

明政府官员把已经“受抚”的张献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要除掉他才甘心，这从反面证明了张献忠在受抚期间并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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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罗汝才在房县“受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