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在谷城的每个城门各派几十名士兵，表面上说是“防备其他盗贼进出”，实际上是在监视明朝政府地方官员的行动。

这时，明朝廷内部对于招抚张献忠这件事议论纷纷。

杨嗣昌主张朝廷颁布诏书“赦免罪行”之后，调张献忠的部队到熊文灿的军队前“杀敌立功，酌情给予加官衔并颁发委任状”。

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也上奏说：“招抚贼寇这件事，很难让人完全相信。这个张献忠在谷城县有几万人，又造房子又种田，还是应该把他们遣散才对。”

朱由检却说道：“造房子种田，这正是招抚的好处，又要把他们遣散到哪里去呢？”他一心想要维持招抚的局面，从话语中就能明显看出来。

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明朝廷的招抚，固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也不能否认，他当时在思想上确实有动摇的一面。

在接受招抚的半年多以前，张献忠在湖广上津县元真观避暑时，修缮了关帝庙，重新塑造了关羽的神像，还撰写了一篇记文刻在石碑上。

其中说：“焚烧杀戮百姓不是我本心愿意做的，实在是天意逼迫。也知道大家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开州开县，都有法律规范，无奈天意如此，实在由不得我。就像黄巢的往事，劫数似乎也是不由自主就发生了。”

这篇碑文表明，张献忠在思想上仍然受到封建礼法的束缚，他把自己参加农民起义说成是天意所迫，并非出自他的本意。

这种思想状况，和他接受明朝政府的招降，很难说没有关系。

从当时整个农民起义的形势来看，张献忠接受招抚，对其他一些起义首领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尽管他的受抚和刘国能、李万庆等叛徒在本质上不一样，既没有改编军队，也没有放下武器，但他在各支起义军中，毕竟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带领部队接受招抚，客观上助长了农民军中投降受抚的不良风气。

在张献忠接受招抚之前，崇祯十一年正月，闯塌天刘国能在随州投降了明朝政府。

刘国能原本是个秀才，参加起义后，曾为农民革命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成为起义前期的着名首领之一。

但是，浓厚的封建忠孝节义思想，像无形的绳索一样束缚着他，使得他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最终倒向了统治者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