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和渐起,明光普照,金琳辉煌,东南方日光韶煦,承公一行自西而来,披着金辉真似天兵神将下凡一般,朝食后众人也是精神抖擞,所谓天缘和顺,地缘平顺,人员安顺。所谓福祸相倚,一场灾祸之后也算开了一个好头。
承公并未下车,趁着此时街上人丁稀少,尽快妥善安置人员,分工细作乃是急务。元知县确实是个会做事的,县衙逼仄是容不下许多人的,乃是征用了县学,不仅是地方,索性连县学中人一并征调。
应天府学风浓厚且地方殷实,地方士绅襄助办学甚为积极。太丘县虽然才升为中县,县学制度颇为完备,元知县乃是经制进士出身,更重教育,将县学原本毗邻的道观也并了进来,县学发展成了城内第一等的建筑。
太丘城不过是方五里的小城,十字大街延伸至四门,如阡陌般城内为八条小街与二十八条巷道区隔开来,城中心的市楼乃是钟鼓报时之所,且兼具城内街市管理之事。沿着四条大街商铺牙行食肆比比皆是,县衙在南街左近,继续向南门而去便是文武街,所谓文武街那是与南街交汇的东西小街,街东向依次是文庙、县学、垂云观,西去则是武庙、城隍以及火隅、巡铺。
一行人转向东行,停在儒学门前已经颇觉此县学规制不凡,乃是按着府学来营建的。
县学为宫殿式合院建筑,门前有依着引入城内的葭渠取土做了池塘,池塘内青萍点点,芙蕖含苞待放,映着沿街的翠柳颇具灵动之气。儒学门内建筑坐北朝南。文昌阁、明伦堂居中,左右厢房则为校士馆、阅卷所等。明伦堂后的射圃,乃是个宽阔的院落,其西墙有月门与文庙的崇圣祠相接。院落北苑即是训导和教谕的自成院落,幽深清静,别有洞天,北墙外乃是一道横渠自西向东,水色清丽,涤荡浊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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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县学规模堪比府学,承公也是知晓其中缘由的。这县学前身便是士悦士学士昔日丁忧在此而兴建的天台书院,士悦先妣便是太丘县人士,因此士悦也对于此地颇为眷恋。当时士学士的座主恩师鹿中殊任应天府知府,因此请士悦襄助教学,遂将这太丘县学扩建为天台书院,号称大肇书院之首。
天台书院当然不是大肇的第一所书院,而被天下士人尊为魁首,便是在这里士悦与簋璧之、辕复等人开创新学,鼎盛时候四方学子汇聚于此不下八百人,其中走出许多翘楚,而士悦、横玮、阳攸等人也常在此文会讲学,许多思想抱负终于迎来了庆康新政。
可以说无天台书院便无庆康新政,而也因此导致了天台书院的衰落。宣宗崩逝,慈圣称制,旧党以拥立之功掌握朝纲,于是对于新政人物及事物都是丧心病狂的清算。尤其是天台书院,更是他们先要拔除的重中之重,因为只要天台书院还在,那么新政的旗帜就还在,正如他们疯狂迫害士悦众人一样,一次次的打击也落到天台书院上。
先是将官民合办书院收为官办,于是用人与招生之权皆被掌握,凡支持新学之讲学、教授皆被遣散;其次,降低天台书院规格,从京北路降格为府学,再降为县学,学生也从同太学生降格为童生;最后更是废了天台书院的名号,只需用太丘县学之名,若非这两位官员辗转从商人手里盘回了天台书院的名匾及记事碑,那士学士手书匾额,阳制诰亲题院记只怕早就做了柴火和牲口石槽了。
如今也只有文昌阁旁的碑亭内宣宗御笔的御制碑尚存,让后人知道这县学昔日辉煌,否则最多两代人,人们便会彻底遗忘这承载许多仁人志士未酬壮志的所在了。
元知县与公良参军、芦颂等人环着承公,众人皆步行而入,宗淑、霄春臣与观天二人前面护卫,县学中人早已恭恭敬敬的迎候一旁。
这县教谕、文学以及教授们皆是当地颇有文名之人,虽然科场上未见佳绩,但是腹内是有锦绣文章的,并非迂腐之辈。
承公一路走着,听着,这县教谕、文学所言点到即止,却能听出其中对于年轻知县的回护之意。其实承守真一路至此,虽然尚未深入民间,但知微而见着,只看这商肆繁荣、街坊清净也知这知县于庶政上是下了功夫了。
此子与承守真当年相似,都是能俯下身子一心做事之人。人常言所谓鹤立鸡群,可是官场中谁愿意他人是仙鹤,自己是草鸡?庸碌之辈,苟且之人自然希望上下皆和光同尘,共同进退,似承守真这类人做得越多越好,岂不是让世人看到其余人的无能颟顸?并非人人如承守真般铁骨铮铮,金玉心肠,也不是谁都能不惧上下嫉恨,须知并非坚持一定有出路,苦熬能见艳阳天。
承守真一飞冲天,更多实臣恐怕是一生都无出头之日。因此,承守真此次奉诏回朝,并非是希冀自己能更进一步,而是有生之年,有力之时,能为朝廷选拔贤能,擢用干员,能为这太平世道保驾护航,也是不枉此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