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完会后，吕泽鸿把聂广良和乔岩叫到隔壁办公室，开门见山道：“多余话我就不说了，这次安排，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乔岩，现在不是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凭你们几个是无法完成如此艰巨任务的。你很聪明，应该能明白如此安排的意图。”
“广良，现在指挥权就交到你手里，不能有任何差池，务必得把这个案子办好办彻底，兆明书记对你期望很高，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啊。”
聂广良点头道：“吕书记放心，我这边没问题。已经通知下去，九室所有案件全部停办，四点左右四十二名纪检干部全部到位。至于案子，一开始就是乔岩组长办的，具体任务布置还得由他来调度，我积极配合他。”
听到这个回答，吕泽鸿很满意，转向乔岩道：“乔岩，你呢？”
乔岩挺直腰板道：“我也没问题。一会儿我和聂主任进行分组，把名单和任务列出来，晚上集中安排。为了防止泄密，建议进来后的人员全部没收手机，并加装信号屏蔽器。每个组发放两部具备通讯功能的对讲机。”
“另外，对杨某采取行动的这一组，建议配特警，便衣配枪，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吕泽鸿道：“行，没问题。这两天我已经派人暗中跟踪杨某，到现在一切正常。不过，他儿子杨某超突然失联，公安机关已经全网发出协查通告，一有消息会在第一时间反馈。”
听到此，乔岩吃惊地道：“不会出逃了吧？”
吕泽鸿摇头道：“目前看应该没有，但不排除非正常渠道，他是案中人，但不是主要对象，只要控制住杨某，我们就算胜利。”
下午四点，九室旗下的纪检干部陆续抵达教培中心。到了晚上七点，大批部队集中进场，把本来不大的小院挤了个满满当当。
乔岩把分组名单交给各组领队，机关事务管理局赶紧忙活着订机票协调车辆配备相关物资，他们也没遇到过如此大的行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配资源，确实是巨大挑战。
晚上八点，上百号人来到会议室，吕泽鸿集中训话，安排部署任务，并强调工作纪律。大会开完又开小会，把各组领队集中起来再安排再部署，一再强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务必要服从指挥，不得擅自行动。
……
这边在紧锣密鼓安排部署着，而杨清泉则独自坐在餐桌前默默地抽着烟。
下午下了班，杨清泉骑着自行车来到菜市场，买了菜肉鱼，提着东西上楼的时候碰到几十年的老邻居，一通热烈寒暄夸他当了大领导不忘本，依然住在这破旧的赫鲁晓夫楼里，又如此顾家，简直是好男人中的好男人。
杨清泉以笑回应。家丑不可外扬，其实邻居们都知道他是着名表演艺术家，堂堂一个国企董事长，过如此清贫节俭的日子，要么理想信念极其坚定，有着崇高的觉悟和超然的境界，早已看淡物质，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塑造和修行。
要么就是装出来的，骗众人骗自己，以此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和恐慌。
关于他的事，大院里早已沸沸扬扬，有得高兴有得惋惜，更多的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关注，尽管和自己毫无利益关系，但那种莫名的快感由内而外表现的淋漓尽致。
回到家中，杨清泉脱掉外套，系上围裙，钻进厨房熟练地洗菜切菜炒菜。很多年没做过饭了，而现在却无比的珍惜。
饭做好了，刘月梅还没有回来。他把菜端到餐桌上，用盆扣起来，坐在餐桌前环顾着家里，每一处细节都能勾起无尽的回忆。
卫生间的拐角处，上面划着一道一道的痕迹，儿子每长大一点，他都会用坚硬的东西划一杠，旁边还要标注多高。看着一年又一年如同竹子般拔节生长，心里甭提多开心。而刻度最终停留在一米五二，此后再没划过。如今儿子已经长到一米八三，却忘记了他是如何长大的。
墙上挂着的风景石英钟，上面还用红色毛笔写着一行小字：奖给“红旗标兵”，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这是当年未改制前的南江省重机厂奖给他的，时至今日还没坏，依然在走字。想当初，他是多么的拼命，永远冲在一线，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即便如此，毫无怨言。
还有餐桌和电视柜，还是当年结婚时找人打制的。他清清楚楚记得，木板是找在木材厂上班的同学要的，又找了个老木匠，买了一条阿诗玛和两瓶红星二锅头。油漆是从厂子里偷出来的，下了班自己刷。弄好后，妻子花了两块六毛钱买了桌布，三块八毛钱割了玻璃，往上一垫，再没动过。那年儿子调皮，用玩具砸碎了玻璃，为此还狠狠地揍了一顿。
餐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他们一家三口不同时期的照片。最左边的单人照，是大专毕业后进厂拍的，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拍照。那时候青涩阳光，脸上洋溢着笑容，虽然穿着破破烂烂，但特别开心满足。那时候，全班三十七名同学，毕业后绝大多数回到了老家，而他幸运地留在省城，分配到人人羡慕的重机厂。
第二张是在生产车间拍的。进厂后分配到铸造车间，成了铸造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段岁月不堪回首，不管春夏秋冬，车间里的温度一直保持在三四十度，要是挨着炉子，能达到七八十度。冬天还好说，夏天甭提多难受。每天汗流浃背，比蒸桑拿还过瘾，经常中暑脱水，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扛过来的。
第三张，杨清泉已经坐进了办公室。那时候有文化的人不多，他这“天之骄子”能写写划划，被当时的宣传科科长看中，调到宣传科成了一名宣传干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扛着照相机穿梭在车间，经常熬夜赶稿子，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结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