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一個人读书再多，把《山海经》、《水经》都读了，但只凭文字记载，只要他本人没去四川亲眼看过，就还是难以体会其中损耗。文字记录时代，对地理的概括能力还是太浅表了，那时候又没有照片。

倒是诸葛瑾，前世地理知识丰富，穿越前也跑过不少地方，见识过名山大川，还熟读史书，哪怕这一世没去过四川，他理解起来还是很容易。这次跟二弟重逢后，一个多月里，也多次谈及这方面的心得教训，互相启发，都颇有收获。

此时此刻，刘备被勾起回忆，也心有戚戚焉地点头：“当时的困苦，孤确实也感同身受，益州百姓运粮，实在是太不易了。那你们究竟想了什么法子，来缓解其苦呢？这种策略，又能不能适用于其他州郡呢？”

诸葛亮立刻应声答道：“已有一些浅见，今日正好说出来，大家一起参详。我与家兄商讨后，认为益州百姓，自古喜欢闭门过日子，不愿意为朝廷出力，主要就是地势太险要，而朝廷的征发、收税，又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运输之苦。

比如很多时候征粮，不仅要当地交上来那么多粮食，还要他们自己运到指定的地方交。虽说一郡的征收，往往只在本郡内交付，或者最远送到邻郡，不会让他们千里转运。但是，以蜀地的险峻，这几百里的损耗，也够百姓额外付出至少倍增的精力、物力了。

我与家兄商议之后，便觉得，若是能让益州百姓专注于产出物产、而少承担运输之苦。或是让专人只负责运输、不用缴税，如此分工明确，则能既不增加百姓负担，又不误农时，还减少了流散无业之民。

然后，朝廷可以给运力单独定一个计入徭役、税赋的折价标准。让某些特定地方的百姓，可以在选择纳粮、缴钱和服徭役之间选择。比如每年该缴的田赋粮食，如果翻倍缴，当年就免除徭役。又或者交丁税算赋时按五倍缴，就可以把纳粮和服徭役都免了。

另外，如果是山区郡县，需要把纳粮陆路转运的，可以定一个价，把当年缴纳的粮食陆运二百里，就折抵当年徭役，不管当地承运粮食的人用什么手段，还是百姓自行组织，只要把粮食运到朝廷指定的地方、运够距离，当年就不用另外服役了。

水运的话，也可以定个价，但一般水运比陆运廉价至少十数倍，那把当年纳的粮食正常水运三千里，才能折抵当年徭役。如果遇到长江三峡等险阻需要拉纤夫的、或是汉水逆流航运需要拉纤夫的，这些险阻河段都可以翻一定的倍数计算折抵。

比如在长江三峡、拉纤逆行一百里水路，折抵正常航行一千里水路的徭役。这些数字具体还能商议，后续如果能在个别郡县先试行，再根据实情斟酌损益便是。”

诸葛亮一番话，洋洋洒洒说了不少，刘备和庞统都听得略微有些懵懵懂懂，也就鲁肃勉强能跟上节奏。

至于诸葛瑾，当然是毫无理解难度，这里面相当一部分内容，本就是过去一个多月，他和二弟互相启发时，他拿后世的法度教给二弟的。

当时，诸葛亮提到蜀地转运困难、百姓苦于徭役，诸葛瑾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唐朝的租庸调法。

在徭役很苦的地方，允许百姓选择花钱花粮食替代服役，本来就是一种善政。

汉朝的成法，以及历史上后来魏晋六朝一直到隋，有一个比较大的弊端，就是每年繁琐的交钱、纳粮、服徭役，百姓每样都得上，不能专注于其中一项。

按照后世的社会管理理论，比如亚当斯密《国富论》里众所周知的“社会分工带来效率”，如果一个人能够专注于做一项工作，他肯定会做得更精，更专，做的过程中损耗浪费最小。

擅长种田的，就专注于种田，把种田手艺练得更好，那肯定比种几个月田后就去挖河拉车更有效率，什么都干的结果是什么都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