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华夏改革派当中，在这个问题上最能打的，应该算是王安石了。至少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比张居正都更能打，他是试图从根子上论证“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和发展的”。

只可惜他的论证尝试依然不够严密，加上他用人方面有问题，用的都是吕惠卿之流的卑鄙小人，最后双方沦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意气之争。

不过，千古汉人儒家士大夫都回答不了的根本性难题，对于诸葛瑾来说，却不算什么。

对于一个有现代经济学常识的人，要想论证“管理和统筹，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让生产力总规模变大”，这可比古人容易得多。

谁让古代执政者数学都太差呢。

诸葛瑾甚至都不用讲大道理，他可以直接用胡人最熟悉、最心服口服的角度，抠细节算账。

只听他先谈笑风生地抛出一问：“你既是楼班部使者，又懂边市榷商，想必会算些账？也懂些牛羊畜牧？我今日不讲大道理，便以牛羊畜牧举例，你们总能听懂吧？”

那些胡人使者都是一愣，他们见惯了汉人士大夫动辄讲大道理，搞道德说教，却是第一次听说有汉人高官跟他们算账、谈养牛养羊的。

这事儿胡人可比汉人更熟，那是赖以为生的老本行了。当下众人自然是纷纷响应，表示诸侯若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出一番让人信服的道理，他们将来自然是无有不允，绝对合作。

既然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诸葛瑾就非常接地气的跟那个乌苏算起账来：“好，我且问你，在你们草原上，一头养到成年发卖的牛，能割出多少肉来？”

乌苏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成年壮牛，约有六七百斤肉，便是极多了，公母之间，或许还有百余斤差异。”

他说的当然都是汉斤，折合后世的度量衡也就是三百多斤肉。

古代的牛多是为了耕地的，并非专门养育来吃肉，所以肌肉占体重的比例远不如后世的菜牛。

诸葛瑾又问：“那一只成年的肥羊呢？要几只羊才能抵得一头壮牛的肉？”

乌苏又应声答道：“羊比牛肥些，七八只活羊才抵得一头活牛的重量。但是羊的肉多，五六只羊便抵得一头牛的肉。”

诸葛瑾：“那如果比吃草的‘转化效率’，五六只羊一天要吃多少草？一头牛每天又要吃多少草？只是为了吃肉，养羊划算还是养牛划算？”

这个问题，乌苏稍微想了想：“若只是为了吃肉，养羊自然比养牛划算得多。一头牛吃的干草，至少抵得四五只羊，但牛长得慢。羊半年便可吃，就算养到肥壮，也不用一年，牛却需要数年。”

而下面的其他胡人使者，也都稍微过脑子想了想，才算过账来。

主要是汉朝时胡人的畜牧还太粗放，基本上除了冬天迫不得已非得给牛羊吃点干草的情况以外，其他时候他们都是放任牛羊在草原上自己啃的。

乌桓人对于牛羊的食量统计很粗放，大部分牧民也没有数学常识去算账规划。冬天需要多少干草才能过冬，也都是凭经验随便毛估估一个数字，如果割少了最后牛羊大批冻死饿死都是常事。

说到底，还是全民数学基础都太差。哪怕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明知道有些东西算错了会有重大损失，但算不明白就是算不明白。

这也说明数学这东西，愤怒是完全于事无补的。别说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做不出数学题，哪怕做不出的下场是饿死，该算不出还是算不出。

这些使者已经相对算是胡人里识文断字的，比普通牧民数学水平不知高了多少，才能勉强跟上提问。

诸葛瑾却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继续高强度追问：“既然如此，为了满足部民口腹之需，为何不多养羊呢？还要养那么多牛作甚？”

乌苏这次却像是听到了一个好笑的问题：“养牛可不是为了吃肉的，更是为了有牛乳制作酥酪。我们乌桓人，平素也没多少机会吃肉，那如何能吃得起？能有足够的牲畜、产奶养活部民，便是丰饶之年了。

何况牛可以卖给汉人作为耕牛，其价远非卖肉可比，牛皮坚硬可以为甲，羊皮绵软只能为袄，牛筋还能鞣制为弩弦，更是高价之物。

当然，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在牛更能扛饿。到了草料不济需要转移的时候，牛能多顶几日而不饿死。羊却娇贵，风雪忽至时成片饿死的惨状，我们都见过无数次了。

所以部民必须养一部分牛过冬，以防不测，哪怕他们从不打算与汉人贸易——这些都是常识。”

“我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常识。”诸葛瑾直接正色怼了回去，让那些胡人收敛一些，

“所以，说到底，伱们看似逐水草而居，已经竭尽所能，让草原上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让部民不至于饿死。

但实际上，你们的畜牧结构，并没有充分发挥草原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