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伯宗拿出自己的小本本，翻了翻，说道：“春秋战国名医扁鹊有‘六不治’，曰：‘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赢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嗯。”程子芩满意地点了点头，《名医传》由甘伯宗来写再让人放心不过了。她看向尚药奉御问道：“奉御以为承香殿占了几条？”尚药奉御正欲开口，程子芩补充了句：“本监自是不会把尹德妃的锅扣在酆王殿下头上的。”

“那……”尚药奉御想了想，道：“这么说，酆王殿下当真是‘阴阳并，脏气不定’了？”

“唉。”程子芩无奈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道：“要看造化。”

其实早在尹德妃主动找到程子芩这儿来之前，程子芩就已经仔细研究过酆王李元亨的医案了。作为监察长安整体医药事务的太医监，程子芩在太医署、尚药局以及药藏局三个机构内都立下了“疑难病例讨论”的制度，令同僚之间需要互帮互助，不得助长藏私拆台之风，如有必要时，每一个医官医士都可以申请发起“个案讨论”和“三院会诊”，当然对于这类艰难的病例，程子芩也都会主动去查看。

但她也需要医者和病者们都知道，医学技术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万能的，能被医者治好的疾病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疾病都是依靠自愈的，当然还有很多疾病，即便是医者知道疾病的名称和发生的原因，但苦于没有有效救治的手段，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命流逝。每当这种时候，医者心中的感受也都并不会比病者好到哪儿去。即便是在医疗条件和医技水平都远超唐代的现代社会，“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拿来解释“个体差异”的。

“唉。”尚药奉御和太医令也同步叹了口气。连太医监程子芩都这么说了，看来酆王李元亨的病，整个长安医学界真的都束手无策了。

待尚药奉御和太医令走后，太医少监甘伯宗不解地问程子芩：“太医监日前不是和太医丞说这‘自身免疫性脑炎’的病死率不超十分之一吗？那为何今日却不告之奉御和太医令可以适当为德妃娘娘宽心呢？”

“唉。”程子芩又叹了一口气，也没法详细跟他解释，便说道：“以酆王目前的情况，单靠现下的药石是无用的，只能看他自己造化。倘若酆王后续能够自己扛过去，那我便任由尹德妃骂两句庸医便是，我也不想白白领她这份人情，占她的便宜。但倘若万一不幸酆王不治，我也不必无辜受累去担这一条人命。这次，在酆王的病症上，我当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小主，

重症抗NMDAR脑炎的病死率为2.9%~9.5%，抗LGI1抗体相关脑炎的病死率为6%，但这‘十分之一’是在有充分的现代医疗救治条件下才能产生的最好的结果。别说在唐朝没有糖皮质激素、免疫球蛋白、利妥昔单抗或者其他的免疫抑制剂了，唐朝连控制李元亨后续可能出现的惊厥的抗癫痫药物和已经出现的精神症状的抗精神病药物也都没有啊。就算他日后不会因疾病症状而直接病死，但也可能因为神经或精神症状突发时发生意外而死，所以这“十分之一”实在是乐观得不太现实了。

更何况，交待病情的轻重还需要权衡患者家属的接受能力，如果说医者面对的是一位压根儿就不怎么上心的患者及家属，这时适当的夸大有助于引起患者及家属的重视，更有利于其配合治疗。但如果预估患者或家属难以承受病情可能出现直转之下的后果，那么在陈述乐观的部分上则也需要有所保留，以免其在万一发生病情变化后出现崩溃甚至转而仇恨医者。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对于生命和疾病保持敬畏都是十分重要的。当概率具体在个体身上时，没有什么几分之几，只有全或者无，也就是百分之百还有零。

“太医监，我还有一个问题。”甘伯宗说，这孩子好学的态度倒是很得程子芩的喜爱。看到程子芩点头后，甘伯宗继续问道：“太医监如何能确定酆王殿下所患之症就是您所说的那个‘自身免疫性脑炎’呢？”

“我还真没有办法确定。”程子芩无奈道。李元亨是在病毒感染后的恢复期出现的脑炎症状，以认识功能障碍、精神行为异常为主要表现，比如性格改变、胡言乱语，伴有比较明显的睡眠问题，暂时不伴有明显的异常体征，所以从临床情况上来看确实首先要考虑自身免疫性脑炎了。但她又没办法给他做脑脊液抗体检测，也没有核磁共振、PET-CT和脑电图等，在这种条件下谈“确诊”，她还不如说自己是“掐指一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