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商业繁荣的城市里,商户们担心这户口普查后,朝廷会对他们的生意征税更多,毕竟朝廷清楚了他们的家底,便想着法子藏匿些财产,或者在报营生的时候,说得没那么赚钱,可又怕被查出来,整日里也是提心吊胆的。
陈生有个好友,是做小买卖的,有次两人相聚,那好友便唉声叹气地对陈生说:“陈兄啊,你说这朝廷普查户口,我这心里直发慌呀,我这小本生意,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要是朝廷按我上报的情况多征税,那我可就没法活了呀。”
陈生劝慰道:“兄台莫要过于担忧,朝廷此举也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天下,未必就会随意增加赋税呀,你如实上报便是了,要是被查出隐瞒,那可就麻烦了。”
那好友听了,虽觉得有理,可心里还是放不下那担忧,只是无奈地点点头。
时间一天天过去,这普查户口的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使者们走南闯北,不辞辛劳,各地衙门也在尽力协调配合,力求把这事儿办得妥妥当当。
终于,经过数月的努力,大部分地区的户口普查都有了结果,信息陆陆续续汇总到了应天府的户部。
户部的官员们看着那堆积如山的户帖和记录,又是欢喜又是发愁,欢喜的是这辛苦总算没白费,有了这么多详实的资料,发愁的是要把这些信息整理清楚,分析明白,可还得费不少功夫呢。
陈生也被抽调去帮忙整理汇总这些资料,他每日里对着那一堆文书,眼睛都看花了,可心中却有着一种成就感,想着自己也算是为这大明的户口普查出了份力了。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的人口统计以及户籍管理等方面的情况,且与1391年朕遣使普查天下户口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其人口统计多是由教会主导进行。教会为了了解教区的信徒数量、分布情况以及便于征收什一税等,会通过神职人员在各个教区进行登记。不过这种登记相对比较简单,主要侧重于记录家庭中的成年教徒以及他们的职业等基本信息,与大明此次全面普查户口,详细记录姓名、年岁、居地等诸多信息不同,英国更侧重于宗教层面的人口把控,体现出不同国家管理目的与统计内容的差异,英国重教会主导下宗教意义的人口统计,大明则重朝廷全面管理下的户口普查。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人口统计和户籍管理较为松散,多是地方领主根据自己领地内的需要进行一些简单记录。领主们主要是为了知晓自己能征调多少劳动力、收取多少赋税等,记录的内容也大多围绕着领地上的农户数量、可耕种土地面积以及大致的人口构成等。而且各地领主记录的标准和方式也不尽相同,缺乏统一的规范,相较于大明由朝廷统一遣使、按照严格规范进行户口普查,法国更侧重于地方自主且相对随意的人口管理,体现出不同国家治理理念与统计规范程度的差异,法国重地方领主自主下的松散人口管理,大明则重朝廷统一部署下的严谨户口普查。
在奥斯曼帝国,其疆域辽阔,人口统计有着浓厚的宗教和军事色彩。一方面,宗教机构会对穆斯林人口进行登记,以便于管理宗教事务、组织宗教活动以及征收宗教赋税等;另一方面,军事部门也会统计成年男性人口,尤其是那些具备军事能力的人员,用于征兵、组建军队等军事目的。这种人口统计是多部门、多用途的,与大明通过一次全面的普查来掌握全国人口整体情况不同,奥斯曼帝国更注重从宗教和军事等不同角度分别统计人口,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与统计侧重点的差异,奥斯曼重宗教军事多用途下的人口统计,大明则重综合管理目的下的户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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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商业城邦,人口统计主要是围绕着商业活动和城邦治理展开。城邦会统计本地居民的数量、从事的商业行业以及家庭财产情况等,目的是为了合理分配商业资源、制定商业税收政策以及保障城邦的安全防御力量等。威尼斯的人口统计更注重与商业利益的关联,比如会重点关注那些富裕的商业家族以及他们所掌控的商船数量、贸易规模等,与大明普查户口兼顾民生、赋税、徭役等多方面因素不同,威尼斯更侧重于商业导向的人口信息收集,体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与统计重点的差异,威尼斯重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人口统计,大明则重综合国情考量下的户口普查。
在阿拉伯地区,部落众多,各部落对自己内部人口有着相对独立的管理方式。部落长老等会大致知晓本部落的人口数量、家族构成以及青壮年劳动力情况等,主要是用于部落内部的资源分配、组织防御以及对外交往等事务。不过这种统计往往比较粗略,多是凭借经验和口口相传,没有像大明这样形成书面的、详细的户帖等记录形式,体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与人口管理形式的差异,阿拉伯重部落自主经验下的人口管理,大明则重朝廷统一规范下的书面户口记录。
在日本,当时处于室町幕府时代,人口统计主要由各地大名负责,他们会根据自己领地内的情况,对农户、武士以及其他阶层的人口进行登记。大名们统计人口的目的在于确定能收取多少赋税、能征调多少兵力等,以维持自己领地的治理和对幕府的义务。但不同大名的统计方式和详细程度也有差别,缺乏像大明这般全国统一、严格细致的普查模式,体现出不同国家政治格局与人口管理规范程度的差异,日本重地方大名自主下的人口登记,大明则重朝廷统一指挥下的全面户口普查。
在朝鲜李朝,秉持儒家思想,其人口统计与户籍管理相对较为规范,朝廷会仿照中国的模式,通过地方官府进行定期的人口普查,记录百姓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关系以及所从事的职业等信息,以此来确定赋税、徭役的分配,同时也便于推行教化等政策。不过朝鲜李朝在统计过程中,更注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现,比如强调家族秩序、长幼尊卑等在户籍记录中的体现,与大明虽有相似的普查形式,但在文化内涵的融入上有所不同,体现出不同国家文化根基与人口统计特色的差异,朝鲜李朝重儒家思想融入下的人口统计,大明则重综合管理需求下的户口普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