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卓，字枚世，是新蔡渔阳人。从小就向往那种豪放不羁的生活。

太兴年间，他想去吏部任职，可常常因为喝酒误事。

隔壁屋的郎官酒酿好了，毕卓喝醉了，大半夜跑到酒瓮那儿偷酒喝，结果被管酒的人逮个正着。

到第二天早上一看，原来是毕吏部，赶紧就把他给放了。

毕卓倒好，拉着主人就在酒瓮边上摆起宴席，付了酒钱，喝得酩酊大醉才走。

他还老跟人说：“要是能有装满几百斛酒的船，四季的美味都放在床头，右手拿着酒杯，左手拿着蟹腿，一辈子在船上喝酒，这一辈子就值了。”

就因为太好酒，常被人笑话。

乐广听说后笑着说：“遵循礼教也能有乐趣，何必这样呢。”

当时何晏那些人推崇老庄学说，说天地万物都是以“无”为本。

这“无”啊，能创造万物，啥时候都存在。阴阳靠它变化产生，贤人靠它成就品德，

所以“无”的作用，啥时候都很重要。王衍那帮人就特别喜欢看重这个，结果朝廷里的士大夫都把荒诞放纵当成美事，工作都不好好干了。

裴頠，字逸民，这人高雅有远见，知识渊博，精通古代学问，年少时就出名了。

御史中丞周弼看到他就感叹：“裴頠就像个武器库，各种兵器都有，是当时的豪杰啊。”

后来升到侍中。乐广有次和裴頠谈那些玄虚的话题，想说服他。

结果裴頠说得头头是道，内容丰富，乐广只能笑着不吭声，说裴頠是辩论的高手。

那时候风气就是崇尚放荡，不尊重儒家学说，追求虚浮，不把礼法当回事，光拿俸禄享受宠爱，当官不干活。

王衍那些人声望太高，大家都不看重真才实学，都跟着学，道德教化都荒废了。

所以裴頠写了《崇有论》来纠正这些弊病，大家虽然觉得有道理，可也救不了当时的局面。

他的理论大概是说：利欲可以减少但不能说没有；事务可以节制但不能说不存在。

那些清谈的人老说有形的东西不好，一个劲夸空无的美妙，于是轻视治理世事的事务，看不起功利的作用，推崇虚浮的事情，贬低实干的贤人。

人们都跟着这样，追求名利。于是说话靠着虚无，还说是玄妙；当官不认真履职，说是高雅超脱；对待自身不讲廉洁操守，说是旷达。

所以违背吉凶的礼仪，忽视仪表举止，扰乱长幼的次序，混淆贵贱的等级，啥坏事都干得出来。

万物的产生，是因为有各种实体存在。所以心不是事，但做事必定由心来主导，不能说心是无；

工匠不是器具，但制造器具必须靠工匠，不能说工匠不存在。

这么看来，成就有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虚无对已有的万物有啥好处呢？

之前元康九年，惠帝上朝，大臣们都来了。

朝贺完了，太子洗马江统因为中原一半都被外族住着，匈奴刘渊在晋阳，羯戎石勒在上党，羌人姚弋仲在扶风，氐人苻洪在临渭，鲜卑慕容廆在昌黎，而且他们种族越来越多，担心会出变故，就上表说：

“戎狄这些人，长得像人，心却像野兽，应该早点断绝源头，不然肯定会扰乱中华。”

惠帝没听他的。江统又写了《徙戎论》来警告朝廷，呈给惠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