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需要积累很长时间才能形成论文，但乔增德可以抢先制作出论文，并且可以借助他已经建立的关系网迅速发表。

学生写作过程非常困难，发表就更困难。在瀛洲国期刊论文发表机制中，没有导师推荐，没有导师一作署名，在读博士生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在像样的期刊上发表文章。

乔增德更坏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要提前抢占学生思考和积累的成果，还要在学生慢慢上道的时候给予重击，让学生再另起炉灶。这样，他就能保证学生总是徘徊在起点，始终不能有任何处于完成状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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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成果，他就可以义正辞严地借着指导论文的名义打击学生。毕竟，学生没有成果，这是事实。只要把学生永远排除在学术体制以外，学生就永远没有机会看透他的把戏。

学生的研究好比刚刚破土的种子，在即将见到阳光的时候需要呵护，细水长流地滋育。乔增德深知这一点。

作为导师，乔增德可以以正大光明的名义，查看种子破土的成长状况，但一见种子成长良好，他就可以搬来巨石，浇以洪水，美名曰“考验”“激励”“严格要求”，在种子被置于黑暗中挣扎的时候，抢走种子的能量据为己有，任种子自生自灭。

种子死亡，那最好。一切悄无声息，连手都不必洗。能量移植到自己的盆里，很快就成了自己的孕育，乔增德最喜欢这种方式。

如果这是粒异常顽强的种子，她从石缝里破石而出，那反而是洪水灌溉有功，乔增德更可以堂而皇之地炫耀成自己的功劳，并且，可以借助发表的名义，署上一作不说，学生还要对他千恩万谢。

文字的匮乏在于无论如何表达，都无法直观呈现一个人的歹毒，无法清晰地描述权力场涌动的暗流。

乔增德的嘲笑里有贬低，有蔑视，有紧张，有惊讶，有戒备，有欲做贼的兴奋，有试探，有想斩草除根的恨意，有好奇，也有欣赏。

刘青吾没有回答。她要看看，这位教授和他的妻子孙平尧，会不会也有一点“尴尬”的样子。人只要还能感觉尴尬，就说明他还有羞耻之心，人如果连羞耻之心都没有了，那这个人就没有底线。

乔增德见刘青吾不说话，迅速切换到另一个自己擅长的话题。让自己保持在优越的安全高地上，这样就可以永远占据指责他人的位置。

乔增德瞥瞥学校甬道上络绎不绝地行人，更加兴奋，如同一个暴露狂，既怕被人发现叫嚷起来，又怕别人根本没有注意而浪费了一场表演。

刘青吾想起乔增德对徐君铭的咒骂。当众行刑才能显示自己的威权，越是显示一种威权，乔增德也就越能感受权力所带来的快感。

他又恢复了滔滔不绝：“咹，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读什么文学，文学向来都是富裕人家提高修养的高级匹配，穷人家就去读商科、医生，那多赚钱，最烦你们这种犯文艺病的女博士，读文学，那得夜以继日地下苦功，辛辛苦苦拿个项目，几万块钱，不像理工科，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就是几百万几千万，都是骗国家钱。”

单独把乔增德的这番话拿出来，有人会说乔增德说的也不错，可是，如果再问一下，既然读文学这么不堪，乔增德为什么还要当这个文学教授呢？为什么还要当这个文学院长呢？为什么还要写论文、发论文、写项目、拿项目呢？

那么，他是为学生着想吗？

那么，既然是为学生着想，那他彻底不当这个博导不就不必收学生了吗？真的为学生着想，难道是既要以博导名义敛财，偷窃年轻的能量，然后再逼学生退学？

他比他骂过的所有人都坏。因为，至少，那些他骂过的人，没有如此残害过学生。

刘青吾看着乔增德酸葡萄的样子，想起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做实验的安之南，平平静静地说：“文科理科的教授或许有您说的那种，但有些理工科的学生也很辛苦。”

乔增德没有想到，一向不怎么说话的刘青吾敢反驳他。他一时恼羞成怒，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你懂什么！”

刘青吾回瞪回去，毫不示弱：“我的朋友搞军工项目，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几天，通宵盯着实验，不辛苦吗？”

乔增德愣住了。乔增德傻了眼，不是因为刘青吾讲的话有多么合理，而是他没有意识到，刘青吾竟然有“朋友”，还是搞军工的朋友！

刘青吾说完，继续盯着乔增德。一只纸老虎。只要说出超过他预料的话，纸老虎就会原形毕露。

乔增德的眼神霎时大变，蚯蚓一样的嘴唇微张，上下打量了一下刘青吾。

黄昏时分，校园灯骤然亮起，照出乔增德一张不想相信，但又嫉妒的表情。

刘青吾为自己以这种人为“师”深感难过。原来，一个五六十岁的大男人、教授、院长，会嫉妒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学生。

刘青吾说的“朋友”，确实击中了乔增德。他万万没想到，刘青吾竟然还有深藏不露“社交能力”的情商，还有搞军工的朋友！在瀛洲国，军工是最厉害的领域，能做军工研究的，必然是在最高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