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重建全球经济，灯塔国推出“马歇尔计划”，核心就是灯塔向他的西方盟友们借出美元，让这些盟友可以有钱从从灯塔国购买资源进行经济重建。

由此奠定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新秩序，而接下来的二十多年，灯塔国也在全球经济重建需求，和军事技术民用化的双重推进之下，持续经济繁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半导体和电子领域。

然而进入了70年代后，这一因世界大战形成的畸形经济格局，走到了尽头。战后重建完成之后，几个老牌的强国重新崛起，原本灯塔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变成了“一超多强”。 霍格沃茨的库洛魔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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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全球真正发达的经济体，只有灯塔、腐国、高卢、日耳曼和霓虹，也就是所谓的G5，至于枫叶国和靴子国这种凑数的，就不用多提了。

这种一超多强的局面开始成型之后，灯塔国与其他几个强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从完全依附开始转入相互竞争。

二战结束之后的头十年，灯塔国保持着持续的贸易顺差，但随着各国经济的恢复，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灯塔国就开始出现了贸易逆差。

但此时的逆差规模不大，美元又已经成为了国际结算货币，灯塔国只要开动印刷机，多印刷一点美元，就能够平衡贸易逆差的影响。

但是这种建立在印刷机上的平衡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到了70年代，灯塔国已经印了太多的美元，原本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难以承受。

二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的体系规则，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可以自由兑换，而西方国家的主要货币都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

随着美元的发行量不断扩大，加上灯塔国陷入越战泥潭等诸多原因，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不断降低，开始不断的抛掉美元，持有价值稳定的黄金，造成灯塔国的黄金储备下降。

经过几次小型的美元危机，1971年，灯塔国终于扛不住了，公然开始耍赖，宣布美元不再能随意兑换黄金。

1973年，各国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度也坚持不住，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开始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经济全球化，是多种因素共同推进的结果，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70、80年代初，霓虹和日耳曼在工业领域，对灯塔国发出了挑战。

这两个新的工业强国的快速崛起，造成了灯塔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大量霓虹、日耳曼的工业产品充斥灯塔国市场，灯塔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受到了正面的冲击。

灯塔国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一方面祭出了霸权式的应对，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广场协议”。另一方面，就是灯塔国的资本开始全球布局，带动了全球化的浪潮。

“广场协议”的核心内容，简单的说，就是日元和马克，对美元大幅升值，以求改变灯塔国的持续逆差，是政府层面主导的“金融调解”手段。

但这种“金融调解”手段过于宏观，针对性强度不够，因此灯塔国开始扶持更多小弟，来压制霓虹和日耳曼。

作为战败国，日耳曼在欧洲政治地位本就不高，旁边又一直有腐国、高卢在牵制，灯塔国的技术和经济扶持，重点就放在了亚洲，这就是80、90年代，东亚、东南亚经济走上快车道的宏观背景。

宝岛和宇宙国两个地区，在70年代，与内地相比，工业实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但80年代，这两个地区受到灯塔国重点扶持，成为对抗霓虹的帮手，工业实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80年代，是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时。，可惜的是，内地的80年代，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方面都没有准备好，几乎没有过多的融入这个全球化进程。

直到90年代，内地才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并在大量外资的推动之下，逐渐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条。

但此时的宝岛和宇宙国，由于提前融入全球化进程，承接了灯塔国的技术转移，在很多工业领域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转而与内地的工业发展，展开了多方面的竞争。

所谓一步慢，步步慢，内地后来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承受的巨大压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8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陈兵没有能力改变内地的全面发展路径，但对于电子产业却可以产生比较巨大影响力。

因此，陈兵希望能够通过英豪公司，加速内地电子产业的技术引进进程，这样才能够促使内地更早建立电子供应链，而英豪公司在未来的竞争中，也可以调动整合更多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