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区域贸易格局未发生显着变化。从贸易区域来看，贸易额排名靠前的仍是沿海发达省区，贸易增速排名靠前的是西部和东北地区。分析前5个月主要出口省区的特征来看，广东省的出口额占全国总出口额近四分之一，其依托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优势和港口优势，出口商品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等多个领域，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浙江省和江苏省依托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链，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上海主要依托经济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北京主要依托于高科技产业，出口表现较好。四川、重庆两个西部省市的出口表现较好，主要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
四是车辆船舶成为出口支撑力量。从产品结构来看，出口额排前三位的大类产品分别是电子设备、纺织品服装和金属石料制品，这三大类产品的累计出口占比超过60%；进口额排前三位的大类产品分别是电子设备、矿产品和金属石料制品。车辆、船舶等交通工具的出口增速明显，成为中国出口支撑力量。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航运市场需求强劲，全球航运市场对新船的需求稳步增长。
成本效应显着外贸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近年来，中美博弈、疫情冲击、全球“去风险”逆流、全球供应链及全球贸易格局重构等因素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在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看来，全球“去风险”的格局重构已过去十年。然而，面对外部不确定因素的持续释放，中国外贸依然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尤其是在全球贸易增速大幅波动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和国际市场份额均保持了相对稳定。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主导这一趋势的核心力量是什么？
刘元春表示，当前，主导贸易的核心因素有两种：一是决定竞争力的成本效应，二是决定风险的脱钩效应。权衡成本效应与脱钩效应是把握过去十年贸易规律的关键。过去十年，虽然脱钩效应持续加剧，但也不能忽略来自成本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持续下降，出口成本持续下降且降幅较大。
刘元春还特别强调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个重要事实是，在全球通胀的背景下，中国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都处于相对较低区间。导致价格低位运行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成本优势。目前，欧美炒作“产能过剩”“政府干预”是中国产品价格下降与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的原因。刘元春认为，这种论调严重违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如果一个国家持续采取价格歧视，尤其是外贸价格歧视，就会导致出口价格指数与国内价格指数出现偏离，而目前中国的内外贸价格并没有出现任何系统性偏离。”2020年-2024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与国内价格指数之比基本维持在100%左右。这些都足以佐证中国没有价格歧视。
第二个重要事实是，中国出口价格变化幅度最大的产品包括汽车、计算机、机电等。这些产品的价格变化首先源于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同时，成本优势也来源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叠加外贸市场产生的十分显着的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
回顾这十年，在“小院高墙”、脱钩的冲击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全面深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催生出超级效应。刘元春表示，过去十年恰恰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新转变的十年，是大量应用型技术向产业链及微观主体全面渗透的十年。期间，大量的民营企业开展了各种高新技术的创新，只要有产业链的地方就会有创新链。同时，创新产业的集群效应也在发挥作用。因此，虽然导致目前中国国内低物价的因素来自需求端和供给端，但从数据上看，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大量的技术与产业的融合。直接的证明正如，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数控化比重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中国数字经济的比重也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
小主，
供应链优势尽显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稳外贸
今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形势向好，且出口质量明显提升。当前，全球复杂严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环境给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如此高度的不确定性下，中国应对外部挑战和风险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体现出外贸韧性的提升。
南开大学副校长盛斌认为，出口形势反映出中国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中国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得益于多重因素的塑造。首先是有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和升级。其次是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为生产制造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以及外部规模经济所形成的价格优势，为外贸供应链创造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再次是中国企业的成本管理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颇具竞争力的成本优势。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恰当应对也是形成良好外贸格局的重要因素。盛斌表示，今年的外贸数据也反映出稳外贸政策“组合拳”的良好效果。长期以来，面对外部冲击，中国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外贸政策组合，包括汇率、信贷、保险、税收、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出口园区以及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新型对外开放平台等。这些措施对稳住外贸基本盘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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