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姐，你的口红呢？”我对红姐说。

“在包里，不在身边。”红姐懊恼的说。

“我的，拿去。”筱蔓递给我一管口红。

我脱下外套，“给我做人墙。”

秋林，红姐，羡慕他们默契的帮我遮挡。

“6人，4枪，T全在二楼，楼上窗户可进人，短信，13xxz”

写完，瞧准机会把我的外套丢下了楼。

我的手机调成静音模式。

一会短信过来：t具体位置

t：中元2 南墙东1中1楼梯口2

CT的喇叭不停的给T作思想攻势，在T2把一个女的推到窗边和CT代表对话，约定可以有一个谈判代表进入一层和他们对话。

二楼的T区分完了人员，腾出手就要把所有人都捆扎起来，黄毛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主动举手要求帮助他们，愿意和黄毛一起完成工作。

T2看我是第一个自愿站出来承认有钱人的，对我还算有一点点信任。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很正常。

我先在我们西侧角落为大家用自锁式塑料扎带捆扎每个人的拇指，我故意将人的两个拇指并排捆扎，只要翻转拇指为合拢就能逃脱困束，如果来检查又不容易被发现，因为每个人我都捆扎的很紧，跟着过来的T3看我卖力的捆扎他们就放心的不再留意我的动作了。

有钱人这边毕竟只有二十个人，我很快就做完了，黄毛那边的人有接近二百个。

我过去协作的时候看准了人群，我尽可能去给工作人员做捆扎。

工作人员是见过一楼死人的，她们比一般的客户更愿意配合，应该是恐惧让她们很听话。

但我要找的是不听话有胆色的人和她们的领班，领导这样的人物。

刚刚上楼时抱怨的女人，我在捆扎时，轻声问，“你们领班和领导多吗？”

女人警惕的看着我，不想应答我的话。

我又举手表示，“我想让这里的工作人员负责人协助我们一起工作，这样可以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