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会议室里一直传出的悉悉索索的议论声,岳市长的神情也是一紧。也顾不上什么狗屁的,每逢大事需静气的官场做派,很是不礼貌的敲了敲会议桌。
这下,会议室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岳市长这才略带不满的说道:“昨晚发生的事,很多同志都在现场,自然知道是什么情况。刚好我也算了解事情的全过程,那我就来具体说下。
原本天娱公司请的是,港台一名叫某某某的明星。前天那位明星到达丹凤后,不顾合同已经签署。坐地起价,胁迫天娱公司提高自己的酬劳。
甚至在讨价还价中,还把丹凤大大的贬低了一番。见天娱没有满足她的无理要求,更是无赖的直接走人。这种情况下,天娱为了救场,只能紧急联系了港岛艺人梅燕芳。
这个梅燕芳在业内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可不是某某某这个三流明星能够比拟的。她突然出现在丹凤,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冷静。这个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里我要重申一点,这个只是偶发事件,并没有什么代表性。相反,我们还要感谢这个梅燕芳。正是由于她的出面劝阻,才避免了一次群体事件的发生。
在这里我要说,我们领导干部必须要能扛事。不能因为一些小的挫折,就因噎废食,白白耽误的了丹凤的发展之路。昨晚龙虾节开幕式的成功举办,让丹凤收获知名度的同时,也促进了丹凤的农业产业结构的改革。
而且今天,这个梅燕芳就要返回港岛。今后几天,天娱也不可能会继续安排一流明星前来表演。因此活动的热度是可控的,并不需要我们如临大敌。
到时,我们只要能增加一些紧急预案,再适当增加一些安保的人手,就可以确保活动的完美收官。”
岳市长的话说完,会议室是鸦雀无声。最后在岳市长的一力要求下,龙虾节的活动也得以继续的开展下去。
而李舜这边,也在周大卫的陪同下去了市局的经警大队。和负责人刚一见面,李舜就直接说道:“我要报案,状告港岛一名叫某某某的明星涉嫌欺诈,诈骗。”
泰国是第一个经常项目出现逆差的国家。泰国在1993年底额经常项目逆差时5.7%,1994年是6.4%,1995年是8.4%、1996年是8.5%。不断增长的逆差引起了想在货币价值大幅波动中获利的货币投资者的注意。因为泰铢与美元挂钩,而泰铢的官方汇率与客观经济评估中实际价值差距越来越大。(正如前面所述泰国长期处于逆差,泰铢的卖方一直大于买方,根据供需关系,泰铢势必要贬值)如果泰铢是自由浮动货币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因为市场汇率会实时更新。现在既然是与美元挂钩,投机分子认定这种挂钩关系迟早会重新设定,于是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这无疑是加速了泰铢的贬值。
而泰铢炸弹的第一个危险信号是在1997年2月5号,泰国一家有名的地产开发商Somprasong Land 宣布无力偿付 800 亿美元债务的310万美元利息后,原本已经下降了 45%的股市,一下子又下跌了 2.7%。在Somprasong Land 宣布拖欠债务后,泰国其他的房地产开发商也相继公布了他们的债务问题。而泰国最大银行之一 第一金融(Finance One) 由于开发商无法还贷而越来越难偿还国外的债务。1996年,第一金融的投资组合中不良贷款数量翻了一倍, 而1997年第一季度又翻了 一倍。(第一金融是泰国房地产开发商和国际银行之间的主要媒介。它从国外借入美元,然后以泰铢放出贷款)
随着泰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卖空型投资者纷纷加大力度做空泰铢。泰国政府为了稳住大家对泰铢的信心,决定动用美元外汇储备力挺泰铢不贬值。他们抛出国库里的50亿美元试图击退空投投资者,并将利率提高25%。但毫无起色。他们对外宣称只剩下330亿美元,实际上是上这330亿里的320亿已经挪用到期货交易去试图稳定泰铢。此时泰国外汇储备已经接近弹尽粮绝。
1997年7月2日, 泰国政府宣布他们只剩下10亿美元了,不得不让泰铢汇率自由浮动。消息一出,泰铢立马下跌18%,而且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在持续下跌。这让那些做空的投资者欣喜若狂。
而另一面货币贬值却让国家的债务人——银行的 债务高涨甚至翻倍。如果一国的货币贬值25%,那么以外币计同样的债务就会立即增加三分之一,如果贬值 50%,那么债务就会翻倍,即便货币面值没有任何变化。
泰铢暴跌,使得已经受挫的经济又遭受重大打击。7月28日泰国政府不得不请求IMF提供紧急资金援助,但前提是要按IMF的要求对国家政府支出、税收和商业银行方面采取重大调整。
泰铢宣布贬值后,其他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而导致财政吃紧的亚洲国家也被带动先后效仿。印度尼西亚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都相继贬值。
而当时亚洲的经济大国(日本和韩国)并没有免于邻国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紧张的迹象虽然来得相对较晚,但是还是来了。
韩国同月出现了汇率危机,不得不求助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而日本财力雄厚,尤其在几十年的贸易顺差中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不大可能出现货币风险。但是期间日本银行借出了数百亿的贷款给很多亚洲国家,而且日本自己也在1989年以来动荡的金融体系中苦苦挣扎。
虽然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深陷困境,但是原因各不相同:泰国是因为房地产过剩,韩国是因为工业规划急于求成,印度尼西亚是因为政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