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好事儿，但如果他做了些不大不小的坏事儿，要扣分呢？人们只能通过他随身携带的介绍信上的地址，为他写信去扣分——但如果信丢失了呢？如果信是伪造的呢？又或者这个人觉得自己的身份脏了，决心换个身份生活，便假称自己是外地来的流民，重新获取了一个身份，建立一个档案呢？

如果这是后世，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能通过太多办法来查验一个人的身份了，政审分实际上就是用的信用体系架构，只是谢双瑶将它扩大到了很多地方而已。但是，敏朝的条件就是这样，政审分这个东西，现在开始逐渐地出现了不适应地盘扩张的情况，需要谢双瑶来对此进行调整了。

要么就是严格的限制百姓的迁移——政审分最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用的，因为买活军的地盘很小，只有彬山、云县和临城县的时候，当然很好用了，一个人出门去做工，不是去彬山就是去云县，有什么事两边来回写信问一问就好了，通信时间也很短，人口也少，不过是几万人，分开来管理的话，一个基层吏目对接的不过就是几百人，大致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现在，地盘大了，有几百万的百姓，百姓们也活跃了，到处的乱窜，那么政审分的管理就成为一大难题了，并不能收到谢双瑶理想中的效果。而且，这个纰漏并不是只影响到政审分，买活军有很多福利是和户籍挂钩的，譬如说新占之地的百姓，他们享受的福利和老地盘的百姓、进买活军这里来做活的流民，都有很大的不同。户籍身份不能明确的话，福利制度也就无从贯彻了，这也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在电脑和网络发明之前，对人口的流动进行严格管理，还真是在百姓看来毫无必要，但在官府看来却几乎是必须的限制啊……谢双瑶想到这些事情就头疼，一个良善百姓闲来无事，想在买活军治下旅游旅游，效仿徐大侠的风采，这难道是什么坏事吗？

按照谢双瑶的本意，还要鼓励这种探险精神呢。如果一个政权长期要求所有百姓都待在原地，那怎么培养出冒险家？百姓们还会敢于去海外闯荡吗？如果出门是件麻烦的大事，那么，整个文明就会倾向于少出门，这是不可扭转的客观逻辑。

出门是不可能不出门的，只能想办法对这个制度进行修订，谢双瑶的智囊团只能提供一些蹩脚的策略——比如说。把百姓每年出外做工的地点和行业都进行限制的话，如此一来，档案的管理还是相对简单的，只需要派出专人进行对接就好了。

譬如说每年九月到十二月，吴兴县所有外出务工的百姓，都在官府的组织下去云县，只能在云县做工，期间由云县衙门管理他们的档案，期满递交政审分档案，回到吴兴之后，由吴兴这边对应入档——这样的话，政审分就可以始终记录这一批人的德行动向。

但是，这种做法就像是敏朝把百姓生硬地分为士农工商一样，完全忽略了人的个体差异性，这样拍脑袋的政策，除了让人头疼以外，是没有什么可行性的。谢双瑶对这种盲目给百姓加压，违反人性的做法并不感冒，不过这样一来，她就只能放弃‘一分通用’的想法了——比起想办法让一份档案全国管理，目前来说，更好的办法还是‘一分一地’。

也就是说，对于一般的百姓来说，长期在甲地生活，会有一份厚厚的平日档案，但是，这份档案中的分数，只能在本地使用，去到外地的话，就是从零开始，好的东西也积累不过去，坏的东西也不会带去影响——大部分真正严重的罪行，基本上查出来就治罪了，记在档案里的加分项居多，扣分项相对还是比较少，这样的处理不至于让真正大奸大恶的人重新开始得太简单，对于那些有点小过错的人，如果愿意付出搬迁的代价重新开始，那就此清零也不算是太宽待了。

不过，这样一来，政审分对一些好东西的兑换，也就有很强的地域性了，外地人将不能凭借自己的高额政审分来云县购买紧俏商品——谢双瑶在这条上做了一定的标注，因为是否要专列出一个政策来满足这些人的需求，还要通过调研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否值得她多花人力成本去笼络，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这个做法，对大部分百姓来说，影响并不是太大，甚至可以说是小小的利好，因为他们打完工，到底还是要回到老家去过生活的。而且，说实话，百姓们的政审分高低其实是很无所谓的事情，他们并不和这个分数发生什么影响。不过，这样一来，官府就从容得多了，至少档案室可以少去极多的工作量，邮政系统也能免去一些送公文的开支——拿下福建道全境刚两年多，百姓们才开始流动，吏目们就注意到了档案带来的通函压力，现在进行政策调整的话，财政上吃的亏还不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