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连十八芝这样的江湖大豪都开始琢磨政治课本中的道理了，那便说明买活军的统治，实在是很成功的……
于康顺来到鸡笼岛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他的住所就在新泉县建好的几间水泥房里，每天除了给郑地虎上课之外,于康顺也是没有一刻闲着的。他要下到各村去,统计如今村民们的文化水平、年龄层次、性别信息,来计算着新泉县需要多少老师,而他们又该在哪里上课，吃什么、住什么,每日拿多少文的工钱,以此来决定有多少老师能在本地招聘,多少老师要回本土去运人过来。
这是新泉县教谕应当承担的一项工作——教谕在‘外头’本是闲职，除了管管县学,每年的县试之外,并无太多事做,但在买活军这里，教谕真可以奔波到让人一年晒黑不少，于康顺现在所做的这些,他在福建道的同行们也一样在做,而且比他更辛苦,因为新泉县的盘子还不算太大，垦荒没有垦到山里去，福建道八山一水一分田,很多村落寄居在山里,和外界交通非常不便,到现在都没有修通水泥路，教谕去这样的村子里摸底只能跋山涉水，吃的苦流的血半点不比当兵好。
当然，福建道现在也在开展搬迁活动，将许多百姓搬迁到平地或者干脆来鸡笼岛居住，这里面的道理，在报纸上是讲得很明白了，现在讲究精耕细作，每个人耕种的土地比之前少，再加上多年来的兵灾、瘟疫，平地上的人员缺口也很大。
以前是这些土地的主人不肯白白把土地给山里人种，山里人呢，也不知道有这些无主的土地，现在情况既然已经和以前不同，那么又何必住在山里呢？下山来耕种这些好地不好吗？用买活军教导的新办法，种的地比以前少，出产却高得多了，傻子才不愿意呢。
因此，从去年到今年，买活军这里是有一个下山潮的，但也不意味着山上的田地就会被荒废，从邻近的江左道、两广道那里，涌来了许多佃户，他们都是从省界那边的地主手下逃过来的，这些山村的居民们默认他们来接收自己的田地，甚至特意去通风报信，告知他们村落要搬走的消息——有一部分是因为舍不得这么好容易开垦出来的熟田，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可能原本就和佃户是亲戚。
现在福建道过上了好日子，怎么能不把一家人都带来？对这些农户来说，哪怕已经知道了买活军这里喜欢提倡分家，但分得开的是法律上的关系，分不开的却是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家人、一族人便该互帮互助，互相带挈。
各地的人都在发疯一样地往买活军这里涌来，对于官府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但对教谕来说，还是满让人绝望的，因为这意味着永远降低不了的工作量，永远不能不去的山村——怠工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会去这些山村的，不止教谕，其余吏目都是要去的。
县官希望自己治下的人口上升，农业主任也希望产量上升，修路队希望去修路，勘探队要去勘探矿产，买活军这里的矿奴很多，彬山早满员了，现在各地的矿山、矿井都在加紧开凿。既然大家都要去，那你为何不去？你若是没有个很正当的理由，那这份工作就可以不用干了。
买活军对于吏目，宽容而又不宽容，宽容在于给他们的钱是很多的，至少比以前要多，而且不拖欠，而且福利好，但不宽容之处在于他们很重视对工作的考核，开除人也不含糊，第一批吏目很多已经被开除了，他们多数是老官府的吏目转变过来的，还不适应新官府的节奏——新官府根本就不愁没人来做吏目，他们原本的优势是识字，但现在买活军这里哪个人不识字？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教育是买活军的底气！教育把知识传播到所有人身上，给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打上了厚实的基础！教育，是买活军的王道之基！
买活军对教育的重视，是从谢六姐这里传承下来的，谢六姐只有对农事和教育会过问得非常细致，县学教谕交上去的每份报告都会细看，甚至能看得出语法上的错误，数据上的疏漏，每个县学教谕上任以前，都能拥有亲自面见她的殊荣，买活军在云县的学校上刷的标语，闪耀在台阶顶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这话实在是说到了于大郎的心坎里去了！百年大计，当然是要以教育为本！做了四年的教书先生，到现在成了县教谕（教育主任），于大郎早就不去想什么‘外头’的科考了，他不但在叶仲韶、张天如等名士来到买活军之后，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在科举上所能取得的成就，而且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兴趣。
他就是喜欢教人，时至今日，于大郎可以诚实地承认，‘好为人师者，莫过于我于大郎’，有时候他甚至都觉得自己的俸禄拿得心虚了，因为于大郎从散播知识这件事本身上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他实在是喜欢这样的景象——本来十以上的算数便要掰脚趾的农人，现在也会列竖式计算了，下乡时，村口闲坐着的老妪，手里拿着针线，时不时地眯起眼睛看看一边的话本子，嘴里喃喃地念诵着本子上的善恶报应故事。
每当看到这样的一幕，于大郎便打从心底地微笑起来，这是他于这份工作最迷恋的成就感，这么多的人——在六姐的政策和他的努力之下，把自己的世界历史性地拓宽了，从眼前实在的生活中，推出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虚构，但却又对现实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中去，读书识字，曾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现在谢六姐把它变成了一种必须，于大郎觉得这世上大概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当然他也享受着走到哪里都被高看一眼的感觉，于大郎教过很多学生，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管做什么工作，境遇如何，见到于大郎，都是恭恭敬敬发自内心地叫一声‘于先生’，于大郎有时在日常起居上不得不加以注意，他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学生们强行安排了优惠——这些学生们或许从前大字不识，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多么的愚笨，他们知道，而且会格外敬重真心为他们着想的先生。这对于大郎来说，有时候是个颇甜蜜的烦恼，他偶尔买点东西，还要托人去办，免得不由分说就被便宜了不少，自家还不知情。
于大郎喜欢这样的感觉，胜于在外头经过十年寒窗，考个进士当个小官，如今他是可以坦然对自己承认的，尽管从出身来说，于大郎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阶级，但他却更喜欢如今这样的生活，阶级只是一个人生活的开始，于大郎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用地租供养自己的生活方式，再者来说，地主阶级似乎对自己这个阶级也没有什么自觉，更没有什么公约，因此于大郎并不觉得自己背弃了什么，他反而觉得自己在买活军治下得到了发展和进步，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家族，日子都过得比从前好了很多。
去做水兵的义弟平安，便不说了，父亲、母亲现在都在临城县做吏目，父亲已经从临城县县令的位置上退下来了，现在主抓临城县的治安，算是半个闲职，母亲在临城县医院上班，顺便还学了几手，闲暇时可以客串护士。二弟也参军了，现在跟着私盐队走南闯北去了，小妹不必说了，也是个威风八面的女水兵。
原本大家的共识，是让长子于大郎保持低调，做个教书先生，但大家都没想到，现在职位最显要，职级最高的反而是家里的教书先生。于大郎被夸奖过几次，“工作做得细致，有耐性，心态也放得平稳，能贴近群众，没成见，善于学习”，他的提升，除了统筹能力之外，也得益于此，于是他便更加注意保持这方面的特点，更加注意随时去学习新的东西。
或许也是因为心态上的优点，于大郎的政治课本便学得很好，得到过六姐批卷，‘吃得很透’，扫盲班不论，他在初级班上是个多面手，几乎所有课程都吃透了，都能教。于大郎最近还在集中给本地的老师培训政治课，这对大部分老师来说都是软肋，郑地虎的疑问其实并不罕见，越是吃得透的老师，越容易有这样的疑问——既然奴隶社会不好，那我们现在又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