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的都市中，青年人们忙碌地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追求着物质的丰富和生活的便利。但是否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楼高了，车多了。光效应、光污染的概念有了，尾气污染来了。一个生长在农村的人走进大都市，不能不感到光怪陆离。当他适应了眼前的一切，就意味着放弃了原来的自己。可他失去的是什么呢？并不都是落后和不堪。也许他曾经的疏离感是值得记忆的，后来那份华夏民族共同的情愫被描述为”乡愁“。

北大南门图片社，从三角地搬过来一直没再搬家。他前后的店铺，店主都不知换了多少茬。黄老板却一直是那个铁打的营盘。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他都能应对。当初，吕一鸣出租金，后来，他和吕一鸣各出一半租金，收益自然五五分账。小聂的工资一直是吕一鸣给，多少他并不清楚，也不好问。现在，吕一鸣又要南下广东了，黄老板终于鼓足勇气提出收购吕一鸣手上那一半股份。

”嗬，您老这是挣着大钱了哈。现在你拿钱买可比当初贵不少呐，你乐意，我也不能那么干呐。那不得让您恨我一辈子。送您了，您看着给，意思意思就得。得空咱们上即墨海鲜搓一顿，把协议签了。您这还是帮了我的大忙呢。瞅着我要走了是吧？“吕一鸣说着，朝黄老板肩上就是一拳。

黄老板大名黄坎，正宗的徽州人。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踏实。的确如此，他干图片社，一干就是十五年，对于这个火红的年代来说，他这样的做派不能不说暮气沉沉。虽然他一直给吕一鸣印《北大边缘人》，还当过几期责编，但他自己都感觉，吕一鸣用他就像用一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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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京城的胡同纵横交错，人们却过着单纯的日子，小聂记得中学时，没有什么人会问你家长是干什么的，挣多少钱。那时老爸他们一个工段的人挣的工资都一样，常有老爸的工友到家里来找他喝两口，一聊就是大半天，日子过得再平淡不过了，大家似乎都很闲，有的是时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攀比了。住在什么区，住的什么房？家里是干什么的？

自己上了五年大学，学校里同样被改革大潮冲击着。大多是某某老师当了什么主任，或者在电视台去做什么讲座了。开始时，薪酬都是上交的，大家也都没什么说法。后来电视台越来越多，栏目五花八门，也都想请北大的教授，于是电视台的费用水涨船高，教授之间因此产生的竞争越发激烈。

小聂觉得这都很正常，尤其学经济的，在适当的媒介上发声，也是尽一份社会责任呢。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年代，社会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引。大学作为知识的殿堂，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与社会紧密相连的知识中心。

说起来，小芹是学姐，在中文系时，常听她和丽丽讨论专业的用处，似乎还很苦恼。仅仅相差一年，自己的班级里，大家对专业对口已经谈的很少了。事实上也是，很多公共课用的是同样的教材，那不就意味着大家都在读同一本书吗？小聂听一些人笑谈，中文专业要么是大家，要么就一名不名。她从一开始就觉得靠专业吃饭是不行的，自己是不会去学校当一辈子老师，判一辈子作文的。

小聂很感谢北大五年给自己带来的机缘。

一开始就在黄老板的图片社专职，她之所以敢这么干，就是因为自己对当时流行的五笔字型打字、速记都很熟练，而黄老板本人是做不来这些的。她呢？在这里干得很轻松，上班时间就可以看书。吕一鸣还给她开着一份固定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