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汉使团出访期间，与这两国各自达成了一些协议。这其中不仅有新的合作项目，还有一些贸易政策上的调整，比如关税的征收标准和方式，都作出了有利海汉的细微变化。
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则是海汉将在朝鲜国釜山港，日本国长崎港这两处贸易港兴建专属经济区，在专区内落户的海汉商家将能享受到更为优惠的贸易政策。
这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性质其实就跟海汉以前在南海各国所获得的租界一样，让海汉在该地区可以行使独立的行政、司法体系，称其为一个小型殖民点也不为过。报道对这一收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从长期来看，将会大大有助于海汉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更为强大的影响力。
作为参与了从谋划到交涉整个过程的当事人，朱子安对于其中内情十分了解，虽然报道没有提及自己的名字，但也不禁生出一种与有荣焉的骄傲感。
不过后边的内容让朱子安有稍许吃惊，因为这报上竟然将海汉与幕府正在就军火贸易进行谈判的消息给爆了出来。据他所知，虽然双方已就此达成了合作意向，但具体的交易内容、结算方式、交付周期等等，都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还有待后续的谈判来解决分歧，幕府派使者来杭州也正是为了此事。
海汉常年对外国贩售军火装备，这桩买卖对海汉来说无所谓保密与否，但日本幕府却未必愿意让此事过早公诸于众。因为幕府想向海汉购买军火的目的很明确，一是试图要与近邻朝鲜保持同等水平的武备，二是震慑国内那些不太安分的地方藩国。一旦消息走漏，竞争对手们也会采取应对措施，那幕府花小钱办大事的算盘可能就得落空了。
但他转念一想，这种操作未必是时报的编辑者出现失误，反倒可能是有意为之。石成武和陶弘方都曾经说过，卖军火给幕府不是最终目的，在东海地区制造出军备竞赛的氛围，让更多还在观望形势的潜在买家也掏钱参与这场竞赛，那才是最理想的局势走向。
朱子安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在这样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爆料，不管是与海汉来往密切的朝鲜，还是偷偷摸摸跟海汉保持贸易关系的萨摩藩，应该都能很快注意到这个消息。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幕府的军购计划将会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他们大概也不会对此熟视无睹。
朱子安好奇心发作，差点便想扔下报纸，去找陶弘方等人打听一下内情，印证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
不过此时正是新官上任头一天，刚跟顶头上司见完面，立马就要去请假，那肯定不合适。朱子安很快就冷静下来，将报纸放到一边，决定收一收心，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上来。
朱子安看了看桌上的那一摞卷宗，随手取了最上边的一本。
翻开卷宗，扫了两眼，内容是记载了两人的对谈，还特别注明了这番对谈的一些细节。
对谈时间是两天前，地点是城东翰林街的一间茶馆。参与者只有两人，一个是特别联络处的员工，名为毕兴生，与他对话的人名叫曹崑，身份是苏州府的一名粮长。
粮长这个身份并不多见，不过朱子安对此倒是略知一二。所谓粮长，是明洪武年间为了解决民间征收、解运田粮的人力需求，特别任命的一种职位。一般是以纳粮万石左右的地方划为一区，然后指派当地一名大户充当粮长，负责征解田粮。后来连什么催办粮差、检举逃税、申报灾歉之类的工作也全都交给了粮长。
这粮长虽然只是半官方性质的职位，但因为职权颇大，而且还能世代相传，所以早期在民间也是一个竞相追逐的香馍馍。大户只要拿下这个差事，便可凭借职权欺压乡民，中饱私囊，借机发财者不在少数。
不过到了明朝中期，朝廷将征粮的规矩做了改动，一区之地任命多名粮长，削减权限，而且不再允许世袭。这样一来，当粮长的收益可就没那么多了，大户自然就没了动力，于是便将这种职位强行转给那些无权无势的贫户，自己在背后操控。有好处全都归自己，出了事就让别人扛。
到了明朝后期，内忧外患不断，朝廷加征的辽饷、练饷、剿饷，让民间承担的赋役越来越重。即便很多没有遭受战乱的地区，税户也会因为承担不起需要缴纳赋税而选择逃亡。如此一来，粮长的职位更是成了苦差事，因为完不成征解任务而被抓去坐牢，或是选择抛家弃产去逃难的粮长也为数不少。
待到崇祯执政的时候，很多地方的征粮工作已经是一塌糊涂，粮长这个职位更是成了背锅的象征。当初朱子安还在德王府的时候，便时常听说某府某县因为征粮不力，抓了几个粮长顶罪。但这种处理方式根本无济于事，没法改变大明当时所处的窘境。
朱子安曾认为江浙乃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这征收粮赋的工作应该不会像天灾人祸不断的北方那么艰难，但看了这份档案之后，却发现南方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征粮的过程同样十分艰难。
那名粮长曹崑表示，自己的辖区内虽然粮食收成还算不错，但同样也难以完整征粮任务。原因也很简单，朝廷对江浙已经失去了掌控，大户不愿再向朝廷缴纳粮赋，要嘛将粮食屯集起来等待形势变化，要嘛干脆偷偷卖给为海汉效力的粮商。
大户不带头，小户自然也不会愿意跟官府合作。至于粮长，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背黑锅的差事，谁还会给他面子？在海汉接管江浙之前那段时间，曹崑能完成征粮任务的十分之一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但这还并非曹崑在征粮过程中遇到的唯一困难，毕竟他的职责除了征粮之外，还有解运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