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到了七十年代，说不行就不行了。

一方面是为避免资源过度消耗，制止像章无度泛滥。

从六九年起，中央就下令叫停了所有“像章”制造。

好些下了订单的单位都因为怕担“限制令”的责任。

根本不敢接收他们制作完成的产品，索性直接不认账了。

另一方面是各种徽章也不流行了。

许多大厂都停止了厂徽的制作，各个机关单位，也不做纪念徽章了。

就连大街上愿意佩戴“像章”的人也越来越少。

所以这就造成了证章厂的业务一下子迅速缩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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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他们已经做出来的各种成品，也因为流行退潮卖不出去，大批量的积压在库里了。

那想想看吧，这对厂里的运转会造成多大影响？

得亏计划经济体制，赔了赚了都是国家的事儿啊。

否则就冲行情突然遭遇政策风险，这么些单位都“不讲武德”，证章厂就够破产的过儿了。

至于积压品，当初轻工局原本说是想找个兄弟单位，按原材料买走处理掉的。

可后来那个兄弟单位又反悔了，说是顾忌政治影响，这样特殊的东西不好随意处置。

结果最后越拖越完，到现在，连物资公司都不再对像章感兴趣了。

人家同样有特殊性的顾虑啊。

而且还嫌弃各种像章材质不一，处理起来麻烦呢。

所以如今，证章厂也就指着各个中学的校徽业务充当主要营收来源了。

虽然近年来，还增添了为旅游景点做点机制的景泰蓝纪念章的业务。

可惜这个新业务的产品太糙，不比手工精美，卖的不好。

像宁卫民他们送来的这笔业务，现今就算难得的大活儿了。

好不容易遇见了，证章厂还不积极吗？

说白了，证章厂是完全把宁卫民和乔万林当成了他们穷途末路时的“扶贫款”，自然感激满满啊。

要不说上赶着不是买卖呢？

证章厂的人从上到下都没什么心眼，看见有活儿就高兴。

连厂长在内，有一个算一个，是问什么说什么。

不问他们的，自己还往外掏呢。

可问题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宁卫民是什么人？

这家伙脑子里永远打着算盘，还长了个能闻见好处的鼻子。

一知道证章厂积压了大批“像章”就动了心思。

他哪儿能错过这样的好事儿？

活儿谈得差不多了，他也不说签合同，非要吊人家胃口一下。

提出去先去库房里看看那些积压的像章，结果这一看还真被惊着了。

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库房，差不多是满的，从地上到房顶摞得全是一个个的麻袋啊，至少二百个。

而且好多都被耗子给啃破了，漏出了不少徽章来。

得亏那些玩意都是硬材料的，压根不怕这么毁。否则那还真成了破烂啊。

但话说回来了，也正因为这样，能直观看到这些纪念章和像章的成色。

宁卫民才更加心怀激荡，差点没叫出声来。

为什么？就因为靠近门的位置有一个麻袋，露出来的全是侧脸的玉石像章啊。

尽管宁卫民对“像章”收藏不是很熟悉，但来源于前世从事投机行业所积累的经验和见识，也大致知道几个基本规律。

一是以1976年为界限，在此前生产的“像章”才具有收藏价值。

二是物以稀为贵，由于“像章”曾是特殊时期人人必备之物，普通的铝制大路货不怎么值钱。

只有像金银、玉石、紫砂，这些珍贵材料制作的像章，由于材料本身的稀缺性，且没有大面积制作和使用，才值钱。

三是由于这些东西在“运动”结束后曾经大量回收和废弃，正因为经过了一段淡化期，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像章”的收藏价值才开始凸显。

到1993年左右，再掀起一波“像章”收藏热后。

作为徽章收藏的龙头板块，“像章”的收藏地位逐渐被认可。

这也就是说，他是在“像章”被视为毫无价值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这里的东西。

可想而知，他的心情是怎样的激动。

那真是“砰砰”直跳啊！

强忍着狂喜，宁卫民走过去抓了两把，抽样检查了一下，大致有了谱儿。

这些于是像章全是纯手工制作的，虽然做不到完全统一，可个个看着舒服，玉石品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