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5月,对京城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相当纷乱、相当热闹的月份。
因为有许多前所未见的新鲜事儿,都是在这个月里冒出来的。
是既让人兴奋,感到刺激,又有点难以适从,手足无措。
至于个中滋味,到底是甜是苦,是酸是辣,还真没人说得清。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事,无不在证明老百姓的日子与过去相比,变化越来越巨大。
比方说,婚姻法修正后的效果开始凸显。
有三十六名妇女组成了一个“秦香莲上访团”,本月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
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
可这些丈夫翻身后竟纷纷借助新《婚姻法》中的“感情破裂”一条,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
在这一轰动事件中,不但官司打到了中央,京城人也是第一次听到一个新词儿——“第三者插足”,并且为之热议了许久。
而结局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尽管在最高权威的过问下,三十六个“陈世美”没有一个在当时离成婚的,都表示会慎重的重新考虑。
但在十年之内,他们还是全部离婚了。
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跟这些家庭开了一场天大的玩笑……
无独有偶,相似的事儿还有。
继国家对劳动体制做出改革推出合同制之后,经营体制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最新变化。
为改善较小商业单位亏损严重的经营状况,国家也要把承包制这个在我国农村发挥巨大作用的经营手段,引入城市商业体系中。
从本月起,京城的每个区的服务局都派发了一定的试点指标,开始要求一般性商店尝试实行承包制。
这也就是说,政府开始允许一些规模有限、职工不多的便民商店和小饭馆的负责人。
在可以在保留公职的前提下,下海为自己赚钱了。
从此交足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但哪怕这种现在都让宁卫民眼馋的大好事儿,此时竟被大多数商店和饭馆的负责人争先抗拒。
就没有几个人愿意站出来自负盈亏的。
捧惯了铁饭碗的人坐享其成惯了,已经没有独立自主的勇气了,就想趴在公家的背上活着。
于是服务局和不少基层负责人之间,就因为这件事闹得鸡飞狗跳,关系紧张。
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比各个单位硬性摊派国库券还严重。
过去再老实能干的基层干部一旦被点名要求带头,就都成了敢掀桌子的怒目金刚。
而过去下基层一直被奉若上宾的服务局干部们,无不遭受冷遇白眼,被视为要砸人饭碗的酷吏。
瞧瞧,国家求着个人去发财,给出了相当的优惠和扶植条件,都没人爱去。
奇怪不奇怪?
于是没办法,碍于推行艰难,底下的这些人大有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趋势。
服务局只好进一步放开承包条件,也允许基层职工毛遂自荐来承包小店。
原有负责人,如实在不愿尝试的,可另行安置岗位。
这下可倒好,基层职工倒有不少人愿意试试。
有些人天生就是不安分的投机分子,笃定国家不可能真让店黄了。
一琢磨虽说自负盈亏,可自己花的是国家的钱,头上还有公职呢,没什么实质风险。
能混个经理当干嘛不干?
那就阎王爷玩小鬼儿,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还有一些是只想好好做事的正牌人,不会也不屑拍马屁。
这类人有点能力,早对店里人浮于事意见大了,早就盼着自力更生,翻身农奴把歌唱。
甚至还有一些是受基层员工推举的老实人。
大家只不过是对原有经理怨气太大,盼着能随便有个人把原领导换掉罢了。
谁当头儿都比过去强。
不用说,这样一来,就成了破局的关键。
各个小店的原有负责人看到自己面临着要被取代的局面,难免阵脚大乱啊。
于是勉为其难的有之,灰心丧气决定让贤的有之,改旗易帜顺应大势的有之,跟服务局摆功劳讲条件的有之,甚至用匿名信报复领导的有之。
最终,承包制就在这样的乱糟糟的环境里,在各色人等不同的反应里,艰难的启动推行了。
毫无疑问,这是特殊时代才能提供的历史机遇。
很多的人都是误打误撞,机缘巧合,甚至是稀里糊涂,勉为其难才搭上这辆造富专列的。
也有很多人是出于同样原因,错失这样的发达机会。
正因为这样,从此之后的商业口儿,也就再没什么安宁之时了。
因为一旦所有人明白过来,上面递过来的这根看似要打人的棍子,原来竟是跟甜透了的甘蔗。
仍旧还免不了另有一番你争我斗的纷争啊。
这就是人性……
有意思的是,当老百姓的婚姻和工作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健康锻炼的事儿上,居然也开始闹妖儿了。
小主,
本月,京城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宣布停播广播体操音乐。
这标志官方已经无需再指令性地宣传与号召民众参与体育健身了。
人们群众已经完全可以凭自觉性,主动努力掌控自己的健康。
而锻炼身体的方式,也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
事实上从年初到目前为止,就有老年人体育协会,钓鱼协会、风筝协会、龙舟协会等群众体育组织先后问世。
只是由于官方一下彻底撒手,民间完全率性而为,这样的大好事竟然也能走了味儿,庞大的隐患随之出现了。
假借科学之名的气功迷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社会上流行的。
各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功法和大师,以鼓吹包治百病,神乎其神的疗效在民间招揽信徒,迅速壮大。